因为，这个声音是从地下传来的。

躲在一根石柱后的王鲁翘难免嘟囔道：“怎么，这座天主堂里竟然会有一个地道？”

他似乎由此而联想到这座天主堂后面那个小小的花园，彼时，风吹花落，辗转成泥。

“我说的正是织田造诣先生。”安部淳一的嘴角泛出一个嘲弄的笑意，但杏田一郎似乎并没有在意。

“织田先生大雅，我却素未谋面，实为遗憾那。”

“杏田君，我到您这里来，却不是跟您来附庸风雅的讨论山水字画和织田先生的。”

“但你想要说的这件事，却难免会牵扯到织田先生。”杏田一郎忽然变了脸色。

“你已经知道我想要说的是什么了？”安部淳一说道。

“那当然，并不只有你安部淳一先生一个人才是大日本帝国谍报部门的重臣，我虽不才，可也是奉东京特高课总部的命令回到上海来协助你完成这个计划的。而且，这个命令是经过本土东部军司令官土肥原先生亲自审核的。不要说你对土肥原先生不怎么熟悉吧？”

“八格！”安部淳一暗自骂了一句。

“哦，原来杏田先生此番回国并不是安心养病去了？”

“我原本老病之身，大可以从此在国内颐养天年，但现如今正是帝国用人之际，如有推脱，岂不是有负天皇隆恩？”

“杏田一郎这家伙是越来越会打口舌之仗了，不过，他既然说有土肥原先生的意思在里面，怕是真有其事，会不会是土肥原先生觉得我已经功高盖主了呢？”安部淳一自忖道。

陈菊所想之事，却是要追溯到中共特科还没有撤离上海之前。

故事讲到这里，且容说书人聊几句闲话。国共第一合作在4.12政变的血雨腥风中破裂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中央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及瓦解敌方渗透势力。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其中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等，科长顾顺章（兼）。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特科在上海做了大量对中共非常重要的工作，例如：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国民政府内部，建立秘密电台，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女）、白鑫等等，为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共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化名赵容），原四科的工作1932年后交给中央。经整顿，特科改变工作办法，创立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重建情报关系网。而陈菊乃虚构人物，其所作所为实属小说家言，在此澄明，盖不赘述。

闲话说过，言归正传。

在中共特科红队负责人顾顺章秘密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中共鄂豫皖根据地的同一时间，也是陈菊未曾随同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远赴广西之前，他曾偶然回过上海一次。那是他离开上海两年后第一次旧地重游。

这次到上海，他是的任务是秘密同一个人见面，而这个他要见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陈赓。彼时的陈赓，已离开中共特科准备前往鄂豫皖红色区域，但由于经上海到湖北方向的水陆码头国民政府特工部门盘查极紧，不得已之下，他只能取道天津，再谋他图。未曾料到，在陈赓离开上海之前，鄂豫皖红军总政委陈昌浩通过秘密途径捎来口信，让他在临行之前想方设法搞到国民党湖北、河南及安徽等地的军事布防图。这种情形之下，他找到了李克农，而李克农也只能通过陈菊这条暗线，来完成这一使命，所以，便有了乍浦路上的二陈之会。

其时，陈菊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已经算是扎稳了脚跟，且为了保守秘密，其同上级一直保持单线联系，也就是说，他彼时的身份仅仅只有李克农一个人知道。

可这一次，李克农突然让他到上海与陈赓会面，对于他来说，实在有点出乎意料。

一来他虽然知道在他离开上海之后，陈赓就加入了特科，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可他和陈赓之间仅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广州有过一面之缘，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无缘重逢。二来他此刻的身份之特殊，所处位置之重要，对于中共来说，那是绝大的秘密，李克农不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