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情侦工作，是自1925年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和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其情治机构在国共内战中一直处于领先状态，这是实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所预料不及的。无论是当年的苏维埃割据时期，还是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这一时期，甚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优秀的谍报员们通过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的种种手段，不仅使他的老对手国民党感到万分头疼，就连号称东方劳伦斯的日本谍报机关特高课，也颇觉棘手。

对此，日本人不是没有使用对策，他们甚至将原本准备用于对苏作战的特工精锐都用于对付国共两党的情报人员，但现实情况是收效甚微。不过，在特高课的死亡名单上，中共情治机构的领导人赫然入列，譬如：周恩来、康生、李克农和叶剑英。但日本人所能知道的也仅止于此，对于陈菊这样的人物，他们恐怕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曾经签署过一个秘密文件，上面列有一连串熟悉或者陌生的名字，其中有一些名字的下面用红笔重重的勾勒过，以显示他们的重要性，这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陈菊。

陈菊原来供职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室，这是他离开中共上海特科之后由李克农出马通过一个极为秘密的渠道而获得的一个新身份，为了这个新的身份，中共设在南京的地下党曾被迫牺牲了三名同志。陈菊打入国民政府军方之后，一直只与李克农一人保持单线联系，此时，中共曾号称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潜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当时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他的直接领导人也是李克农。而名义上钱壮飞的上司徐恩曾后来一度曾加入中华复兴社特务第二处成为陈菊长兄陈瑜的老板（后来二处的处长为戴笠），但他很快就被抽调到由陈立夫把持的中央俱乐部，担任中央俱乐部调查科课科长，1938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徐恩曾任副局长，实际上他和戴笠执掌军统一样，成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

钱壮飞和陈菊这两位同时潜伏在南京国民党总部的中共高级特工却从未谋面过。民国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二十五日，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曾向徐恩曾连发六封特级密电，那天夜里，所幸正巧是钱壮飞值班，由此，他才能从容的在徐恩曾未获知情报内容之前，将这份关乎到中共中央命运的特急机密情报送到了李克农手中，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后，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全权工作的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